梅新育：美国不可能无限制的放任美元贬值
金融界网站12月26日讯，由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屹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资本成长论坛”今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次会议金融界网站全程为您直播。
知名学者、博士、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会上表示，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对于美国而言，通过美元贬值转嫁危机，不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风险。美元大幅度贬值可能削弱美国盟友的力量。以美国价值观等等，东亚经济体，美国不可能无限制的放任美元贬值，考虑到如果美元持续大幅度的贬值，势必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核心地位。
他表示资本流动逆转的成因主要有：
第一，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包括财政赤字，实际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等等要素。
第二，危机期自我实现，加快资本流动逆转的发生。有些情况下，同样是宏观经济基本面，有些发生了资本流动大部分的逆转，进而陷入货币金融危机，有些没有陷入，在这种情况下，起相当关键作用的一个就是市场参与者他的危机预期是否会陷入自我实现，如果这种自我实现的机制发生了作用，这种逆转就会加快发射。
第三，过渡阶段为资本流动逆转创造条件。越是人们看好的经济体，不管是海外的债务人还是国内的债权人都会容易陷入过渡借贷的陷阱，从而为资本流动逆转创造了条件。
第四，国际货币发行、国际货币调整引发资本流动逆转。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都知道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几乎是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它是由于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调整，美国的新兴资本流动逆转。从2007年到200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从净流出到净回流的转变，再到2008年是回流1174亿美元，由此造成资本流动逆转规模5134亿美元。
他表示全球金融危机，连通热门的新兴市场也未能幸免。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时候，其他的资本又继续向美国净流入。2009年二、三季度以来，情况发生变化。在此之前，2009年前两个季度美元的避风港相对比较淡化，迪拜危机导致了美元避风港作用增强，资产再次向美国回流。
以下是梅新育的文字演讲实录：
梅新育：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危机前后的资本流动逆转，它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仅指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它的资本流动的方向的逆转。而广义的资本流动逆转包括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的资本流动逆转具体含义又有着巨大的不同，发达国家资本流动逆转常常体现在对外，资本流动逆转它的成因主要是哪些呢？第一，宏观经济基本面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包括财政赤字，实际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等等要素。第二个因素，危机期自我实现，加快资本流动逆转的发生，有些情况下，同样是宏观经济基本面，有些发生了资本流动大部分的逆转，进而陷入货币金融危机，有些没有陷入，在这种情况下，起相当关键作用的一个就是市场参与者他的危机预期是否会陷入自我实现，如果这种自我实现的机制发生了作用，这种逆转就会加快发射。第三是过渡阶段为资本流动逆转创造条件，越是人们看好的经济体，不管是海外的债务人还是国内的债权人都会容易陷入过渡借贷的陷阱，从而为资本流动逆转创造了条件。第四个因素，国际货币发行国际货币调整引发资本流动逆转。我们比较常见的，大家可能都知道1980年代，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了债务危机，几乎是说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苏联、东欧这些国家。它是怎么发生的，此前美国货币政策大规模的调整，次贷危机期间，我们看到了美国的新兴资本流动逆转，从2007年到 2008年，美国的对外投资出现了从净流出到净回流的转变，在到2008年是回流1174亿美元，由此造成资本流动逆转规模5134亿美元。
刚才我们讲到资本流动逆转它在发达国家通常体现对外投资流动，方向和规模的作用，发达国家主要体现在外资流动规模的变动。这场次贷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主要体现在外资流入直线下降，从2007年到2008年，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其中组合投资，2007年净流入3578亿美元，但是2008年转为净流出302亿美元，由此造成资本流动逆转3880亿美元。2008年初的时候，新兴市场的发展学识一度出现了极度的分化，部分经济基本面差的经济体相对陷入破产的困境，而一些热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等等，状况比较好，不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反而维持了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与城市市场脱钩颇为流行，从基本格局上来说，相当不可思议，相当不合理的。因为这些所谓热门的新兴市场本来就是依靠开放经济的发展，对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大规模的出口，带动我们投资的流入，才取得了这么快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依靠与成熟市场，与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这种情况下，它会与成熟市场经济脱钩，逻辑上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这一点在2008年后期全球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时候，这一点终于得到了体现。
全球金融危机，连通这些热门的新兴市场也未能幸免，2008年末，全球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时候，其他的资本又继续向美国净流入，2009年，二、三季度以来，情况发生变化，这次迪拜危机起来之后，应该说这场迪拜危机，在此之前，2009年前两个季度，美元的避风港相对比较淡化的话，迪拜危机导致了美元避风港作用增强，资产再次向美国回流。它造成了这种资本流动的逆转，暂时的逆转，我认为只会持续一个较短的时间。在资本流动逆转，它有一些因素加剧了资本流动逆转的力度，这些因素包括这样一些，因为是金融恐慌，当一家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它总体的资产负债状况，不足以让它申请破产。金融体系的机构化和证券化，从两个层次上加剧了资本流动的逆转，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里面首先重点讲一下机构化和证券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从单个个体，微观层次来说，机构化和证券化可以降低一个金融机构本身的不稳定性和风险，从金融体系来说，这是未必的。证券化，能够把风险从这样一个金融机构转嫁到另外一个金融机构身上，但是它不能够转嫁到这种金融体系本身，由于自由发展的过程当中必然会高度提振少部分的机构身上，当这些机构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引发整个体系大的动荡。由于这些风险分散在众多的金融机构身上，反而不会发生动摇整个体系的危机。
西方强加的破产法规激励西方投资者的道德风险。西方国家它利用提供均衡就业的机会，往往强迫接受援助的国家修改他们的破产法，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受援国要求在他们的破产法当中将外国债权人提到最前面，这就激励了西方投资者的道德风险，因为他们不管是东道国还是监管国，经济基本面怎么样，不管如何糟糕，爆发危机之后他们完全可以依赖他们的母国政府勒索债务国向他们提高最高优先赔偿。这不仅仅体现在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身上，甚至对于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往往也企图采用这样一个策略，中国在九十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引爆了国内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过度借贷的风险，最为典型和突出的就是广东，集中体现在粤海和广国投这两个金融机构，王岐山的处理意见，当时他坚决主张把它放在与其他债权人平等的地位，因为这一点，中国政府决策者没有接受那些外部债权人赋予他们优先授权的要求，王岐山本身已经受到了这些外部债权人制造的许许多多流言蜚语，深度困扰。
资本流动逆转，它的导火索可能是美国从放任美元贬值到收紧货币政策。2009年，美国汇率的疲软相当程度上还是应当归咎于美国蓄意放任美元贬值，以此作为转嫁危机的手段。此举有助于刺激美国货物服务贸易出口，压缩美国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抑制美国的资产泡沫，美国的对外资产主要以东道国货币计价，对美国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美元贬值对美国国际收支确实得到了改善，2009年第二季度，美国货物服务贸易利逆差从上一季度的924亿美元下降到 83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逆差从上一季度的1240亿美元下降到1155亿美元。美国的货币政策调整，打击竞争对手，这样一种，我们可以看到对华的政策，1934年的《购银法案》，中国经济体系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美国通过实施购银法案，使得银价一夜之间提高了50％，当时中国的资本流入几乎是一夜之间就转为资本流出，上海的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股市几乎一夜之间就陷入崩盘。当前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压力，当时提出最极端的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700％，最温柔的要求也是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0％到40％，这样的要求。近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不用说了，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克莱恩威廉姆森提出基本均衡汇率概念，声称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高估约40％。除了本国经济，宏观经济调整，从国际竞争角度来看，对于美国而言，通过美元贬值转嫁危机，不符合它自身利益的风险。美元大幅度贬值可能削弱美国盟友的力量。以美国价值观等等，东亚经济体，美国不可能无限制的放任美元贬值，考虑到如果美元持续大幅度的贬值，势必动摇美元的国际货币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