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后危机时代 调整是关键

　金融界网站12月26日讯，由北京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证券报、西南证券（600369）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恒屹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资本成长论坛”今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本次会议金融界网站全程为您直播。

　　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在演讲中提出，狭义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中国进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危机前、危机中都更加严峻，应当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政策准备，做好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战略调整的准备。未来面临非常艰巨的发展模式的创新。 2010年，不是简单恢复年，是调整年，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调整。

　　李稻葵在会上表示，狭义的金融风暴已经过去。金融危机影响本身并没有完全退出后危机时代，他认为现在的形势比危机前还要严峻，主要有以下三个基本理由：

　　第一，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未来三到五年，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将会持续存在。因为在这一轮危机中，英国、美国、日本、欧洲，解救金融最基本的工具，最重要的武器就是非常宽松的国际货币的发行。大家手拉手一块发货币，欧元就不会对美元升值，彼此之间就能够维系一个微妙的均衡。但是这却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后果。各种各样的热钱或者涌向印度，或者再往中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又重新面临升值的压力。这就是第一个难题，在金融危机爆发之中，暂时过去了。

　　第二，全球经济再平衡。不要小看这个说法，这个说法已经获得了全球发达国家的认同，全球的政府共同努力帮助经济再平衡，那就要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背后是什么呢，是一个更为联动的思潮，那就是西方国家在重新思考全球化。

　　第三，低碳的冲击。到现在证明我们管理体制优越性就靠一条，靠我们GDP增长速度，减排速度。人家说GDP增长速度不足为奇，你能不能在大家公认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做个表态。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因为减碳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的，他表示他个人的观点，印度根本不行。印度在环境问题上是民主政治，他没有暖气，还穿着短裤，那还愿意减碳吗？中国在减碳问题上进行减碳是有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我们处理好，把它作为国策来推，就能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把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树立起来，作为一个全球有普世意义的模式，树立起全中国在全世界的说尊重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挑战，它的严峻性我们千万不能低估。
以下为李稻葵教授演讲摘录：

　　李稻葵：非常感谢国魂所讲的邀请，我去年站在这个地方，我当时说资本成长论坛是一个三好论坛，第一好是题目好，你们总是选了最好的题目，选了好题目，就把听众们吸引过来。第二好是你们的人好，选的人都是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而且是有一定的争议，甚至是冲击力的发言人，像我们的易大侠。第三个好是时机好，总是选在关键时机召开这种会议，去年这个时候讨论金融危机的走向，当时我们争论得非常热闹，讲得非常好。现在讨论2010年的中国经济走势，中国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发展，这个实际非常好。

　　今天谈的题目是这样一个观点，金融危机一年多之后，我们狭义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了，我下面讲讲简单的理由。后危机时代，现在来谈一点不早，现在谈后危机时代，非常的及时，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我们所面临的机遇是什么，我们面临的环境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比危机前，比危机中间都来得更加严峻，非常严峻，我是感到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政策准备，做好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战略调整的准备，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话题是后危机时代，到底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会怎么调整。最后讲2010年我们的调整怎么出现，2010年的经济走势会怎么走向。

　　为什么讲去年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去年的论坛我们讨论非常激烈，基本一个话题是经济危机会多久，会不会再演变为上个世纪的大萧条，我的基本观点，绝对不会搞那么久，第二轮的海啸不会发生，狭义的金融风暴短则三个月，长则六个月就过去，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没有理由不坚持，为什么这么讲，再强调一个本质，本质还是政治。西方人讲政治比我们还多，本质是什么，这场金融风暴不是发生在印尼，不是发生在马来西亚的边缘国家，是发生在世界经济的核心之核心，英国、美国、西班牙，这些国家至今依然控制着国际货币的发行权，它会使后院起火无限制的蔓延下去吗，绝对不会，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元对其他货币反而升值，这是发生在国家信用没有破产，反而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里面。当然他们会不遗余力，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来营救自己的企业，营救自己的金融部门，一年以来，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价格迅速恢复，到今年为止，平均上涨30％以上，金融机构开始挣钱了，不仅是开始挣钱，开始挣大钱了，高盛公司三季度挣32亿美元，花旗银行宣布要把他借挣钱的钱还掉，美国政府说对不起，不是你想借就借，想还就还的，你想还钱我还不让你还，我要控制你，你的贷款方向我要管，我讲这个事是想提醒大家，多看看事情的本质，多看看政府，多看看制度本质，不只看表面的金融报表，金融的现象，看不到本质就不可能正确的预测未来。
还有一层意思，我个人认为由于大部分我们的企业界，大部分的投资者们都比较谨慎，对过去一年多以来，比较谨慎，不可避免的大部分的投资者在过去这一年，包括企业界，甚至包括政府部门对于金融危机的判断都过于谨慎，我指的国际形势，因此我觉得，完全是个人观点，我们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有些机遇还是没有抓住，假如对金融危机的判断稍微再积极一点，是不是可以提前一到两个月进行投资力拓，如果我们能够判断到高盛，判断到摩根斯坦利这么快的逆转，我们早提前几个月投资一点，我们获得5％，10％的股份，就获得了知情权，我们得主动，现在你再投资，晚了，人家不差钱了，你给我钱我都不要。这件事以后作为学术话题，还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反思，是不是对国际形势，我们判断还是有一点点偏差，这是我讲的一个观点。

　　第三大冲击，低碳的冲击。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或者二氧化碳的排放百分之百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责任，真的没有科学证明。我收到一些邮件说哪个科学家持有相反观点被打击了，迫害了，这就是意识形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你说的事我不信，我说的事你也不信，这就是意识形态。这么一件事情已经被全球的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大企业家，而且是媒体，而且是学者，认同了，大家想都不想，问都不问，就认死理了，必须要减碳，减少二氧化碳，你说减少甲烷，那还不行，就是减少二氧化碳，这对中国的压力非常大。哥本哈根的会议背景是什么，1992年，里约开始搞的，1994年签订联合国气侯变化框架协议，那个时候1992年，1993年，中国经济还很小，1994年到现在，15年过去了，咱们国家翻了两番了，10％的增长速度，每七年翻一番，那个时候我们的排放量别人还不注意，现在人家注意到了。美国希拉里说的确我们历史上排了很多，但是那时候我们无知，今天你们不是无知的，你们不应该明知故犯，对不对，就这么教训我们的，所以我们压力非常大。这次哥本哈根会议，有惊无险，我们温总理非常不容易，最后美国总统破门而入，我们召开五国会议，他不请自来，搞得非常的惊险，我们应该意识到，外交技能，领导的努力固然重要，但是要看到大方向，大方向是我们的排放量是上升的，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采取发展战略调整，我们会很被动。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在减碳问题上搞得好的话，这个事情我们能够反过来，比印度搞得好，比美国搞得好，我们从而可以从根本上建立起中国模式的全球的普世性，中国模式，咱们谈了这么多，现在为止还不敢理直气壮跟别人讲，为什么，到现在证明我们管理体制优越性就靠一条，靠我们GDP增长速度，减排速度，人家说GDP增长速度还不足为奇，你能不能在大家公认的全球治理问题上做个表态，如果你做成了，我们佩服。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因为减碳问题是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推动的，印度行吗，根本不行，我个人的观点，印度在环境问题上，它是民主政治，他没有暖气，还穿着短裤，愿意减碳吗，只有中国在减碳问题上进行减碳，这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我们处理好，把它作为国策推的话，我们能够在传统的意识形态里面，把中国的传统管理体制树立起来，作为一个全球有普世意义的模式，树立起全中国在全世界的说尊重大国的国际地位，不管怎么讲，它是一个挑战，它的严峻性我们千万不能低估。

　　我们说到2020年比2005年减少碳强度40％到45％，而且超额完成任务，美国说你不够，他们很失望，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坚持减排，要超额完成任务。在国际上要多去讲话，多去讲我们不容易，5％，10％了不起了，20％，40％，要多讲话，同时也要多努力，这是后危机时代三大挑战。
　 未来我们面临非常艰巨的发展模式的创新，这一关非得要过。2010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恢复年，是一个调整年，2010年恐怕不会出现10％，有人讲 10.7％，11％的增长速度，不大可能，2010年，客观上讲我们还是面临困难的，也需要进行调整，往远看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如果不调整，发展模式如果不调整的话，我们真是很难能够延续我们的辉煌。我们即将成为全球老大，老二的日子很难过，老大看着你不舒服，各种地方都要整你。想一想过去150年的发展，从西班牙到英国，英国到美国，中间有德国、意大利的兴起，再明显不过了，所以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未来这几年，一定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怎么调整？发展模式一定要调整，首先消费要起来，居民消费不起来，光是靠出口，靠投资，这个潜力是非常有限的，居民消费怎么调整，中央工作会议讲得很明确，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什么中国的居民消费比例那么低，我们做了很多的因素分析，千条万条就是一条，就是中国居民他的可支配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是很低的，改革开放初期70％到80％降到了现在的55％，这当然会演变出我们的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过去十几年以来，我们消费比例的下降，主要的原因就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减税，个人所得税要系统的改革，要不要考虑家庭负担，要不要大幅度降低税率，当然需要，只有这么干才能真正起到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的作用，才能大幅度降低我们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把税负拓宽，大幅度降低。俄罗斯的改革尽管有很多失败，最成功一点就是这一点，个人所得税税率，俄罗斯从以前的40％，50％，降到了13％，降完了以后，老百姓排长队交税，纳税，谁不想当合法公民呢，都是这样的，所以个人所得税改革，通过这个方式提升我们可支配收入非常重要。

　　政府应该拿出真金白银，替那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来交四险一金，通过这个方式，把工资提高起来，通过这个方式扩大就业，政府的钱哪来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持续，因为中央政府有钱，你不能只算财政支出，应该算资产负债表，占 GDP120％以上，40％的净资产从长远来看，当然要逐步逐步的减持，不能搞这么多国有资产，一定要逐步减持。终极目标还是要控制一部分国有资产，但是要适当的下降，所以我们要讲大财政，大财政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扩大财政的收入，这是居民的消费要提高。

　　投资也要提高，内需，投资现在已经很高了，今年投资占GDP的比重50％以上，由于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投资是一部分，未来还需要维持，明年新增项目要严格控制，明年我们寄希望于民间投资能够起来，现在看来还是有困难的，明年增长速度不可能特别高，不可能超过10％，占到GDP最大一块的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能不能启动，这是明年的一个简单比例预测。投资部分怎么办，也需要政府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的绿色投资，用绿色产能去置换黑色产能，保持生产能力不变的情况下，维系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投资于GDP，相当于GDP的10％，搞十年绿色产能投资就能维持十年的高内需，这个必须调整。对外出口也必须调整，我想说的是依靠美国市场，继续开发我们的出口市场，这个路数也许明年可以搞，从长远来看必须调整，搞贸易顺差，跟非洲人搞投资也不要跟美国人搞，他是老大，他心里怎么想。换位思考，美国人心里不舒服，我搞了七年的伊拉克战争，浴血奋战，死了十千人，结果与中石油搞了两个合同，公平吗，你们中国人道义上占便宜骂我，实惠你也占，这怎么行，所以这种国际形势，光靠算小帐不行的，再往前看一定会碰壁的，日本人碰壁了，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当时出国的时候，美国人到处说日本第一，表面上恭维日本，心理肯定很不舒服的，九十年代初日本倒霉了，到今天为止没起来，历史的经验一定要汲取。我们的空间是非常大的，内需空间非常大，人均GDP过六千美元，美国人四万美元，日本人三万美元，我们有很长的路可以走，我们的潜力非常大，我讲这个绝对不是贬低我们潜力，但是不能寄希望于出口的市场，一定要调整。

　　总之一句话，中国经济面临着艰巨的调整的任务，而且调整的空间是很大的，不调整，发展的道路越走越窄，调整以后，发展道路越走越宽，调整以后，我们的好日子长得很。所以2010年，就是一个调整年，关键词就是两个字，调整，发展模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要调整，新增贷款的规模肯定比2009年有明显下降，货币发行量也不能像2009年29％，房地产政策也会调整。2009年之后，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政策，一些体制也应该会有所调整，光靠现在的微调性的调整还不够，房地产这个方面需要从体制上进行改善，在中国这么一个特定模型情况下，在大城区里面，完全靠卖地的方式，拍卖地，靠开发商开发，这一定是谁也不赢的，老百姓不赢，买不起房子，五道口的房子四万多一平米，谁买得起。地方政府也不是赢家，这么高的房价，这么高的地价拿了以后，有把握吗，你的资金从哪来，还背着一个骂名，任志强不怕骂，大部分人还是怕骂的，所以一定要改革，改革基本方向政府不要卖地了，政府直接拿出相当部分的土地，自己找开发商，通过竞标的方式来开发，产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一部分开发出来以后，出租给需要住房的企业的工作人员，另一部分以低廉的市场价格卖，但是条件是你之前没有买过房子，这是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新加坡、香港50％以上的居民住在政府开发的房子，香港大学的老师，人家那个地方工资高，还有海景房，我们这周转房，还是在校园以外，这没有竞争力了，所以房地产一定会出现一个二次调改，一定会出现一个重大的体制上的改革，我们还需要摸索，但是我看早晚得需要走这条道路。